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美学，以及中国画发展史与中国画发展规律中可以看到，中国画的发展存在着自身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艺术发展特性。这是认识中国画如何再向前发展最根本的基点，研究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则很难对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做出正确的认识与判断。
     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一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美学的指导下，遵循自身的艺术特性与运行轨道，形成了有序的发展趋势。
     夏、商、周的风格过去了，出现了魏、晋、唐、宋的风貌，直到元、明、清文人画独领风骚，无论哪朝哪代的画家，无不是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哪一派也未曾脱离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指导，这从中国历代论画文献中即可找到明确答案。
     晋代顾恺之《画评》赞画家卫协的画作曰：“……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
     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其首即“气韵生动”。
     唐代张彦远《画论》曰：“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
     五代荆浩《笔法记》曰：“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又曰：“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
     宋代韩纯全《山水纯全集》曰：“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阴阳逆顺之仪……”。又曰：“故笔以主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山水悉以墨而成”。
     从上述引证的古代画家论画词组中可以看到，古代画家作画均以“理”为本，并非凭空设想无据可依，所依之理都是中国道家学说之理，并以此理认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古人以道学“阴阳”思想认识万象交错的自然变化，从中领悟了道学“炼精化气，以气化神”之理；强调“气韵生动”融于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技法之中；以“气”贯于笔尖而生水墨之魂；产生了以其墨分其阴阳，以其水化其浓淡而生五色的用墨技法；使中国画的艺术表现不但产生了“阴阳向背”的艺术景观，而且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语言，这一切其根本都未离开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之“理”。
     中国画的发展自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多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在此基础上，不但寻找到了中国画的艺术思维方法，而且运用道家的阴阳学说产生了中国画艺术表现形式及技法理论。中国古代画家运用的“意象”思维及其表现形式，足以证明这一点。
     自汉代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佛家哲学思想及理论又为中国画艺术表现增添了新的艺术理念。在佛学思想的影响下，唐代画家以“无心亦无境，无境亦无心，心境相依，方可见地”的唯识思想创立了中国画静寂空灵的“意境”之说；以佛家大乘思想形成了美中有丑，丑中有美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理论。尤其是宋代之后禅宗独盛，古代画家以“破执破法，直指人心”之禅理，竭力摆脱了“线”的制约及世俗偏见，创立了中国画大写意的风格，使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更加超然、洒脱、飘逸，“诗不入禅意必浅，画无禅意境必俗”之理成为古人的艺术观。清代画家石涛也是根据“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之佛理，创立了“一画论”之说。
     儒家思想规范了“画品即人品，人品即画品”的艺术欣赏及评论标准。
     纵观中国画发展史的全貌完全可以看得出，中国画的发展从来就未曾脱离过一个“理”字，这个“理”就是中国本土传统哲学思想，即儒、释、道三家文化之理论。由此可以认识到，哲学是发现、研究、寻找一切新的方法与新的理论最重要的依据，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之根本。任何学科发展到最高层次、或者为了发展寻求某种突破口时，所触及到的问题实质就是哲学。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哲学观存在着各自的特性与迥异，因此研究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只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对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能够从根本上，即“方法论”上解决中国画的再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画发展的根本之“理”，只有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够寻求到解决中国画发展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才能够在不失掉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再发展，否则无法在理论上构成完整的艺术体系，甚至出现用中国笔墨画西方抽象画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