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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坛对于“现代水墨”的探讨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实验水墨的褒贬之声未断,“新写意”的探讨又已开始……然而,面对画坛的争论、喧嚣与繁乱,范瑞华先生却将自己沉于闹市十余年,深入研究中西绘画的规律,并从中找到中国水墨画的创新之法。他的三本著作《中国画向何处去》、《禅学与禅意画》与《中国佛教美术源流》即是对这些年来研究的总结。著作中的三象水墨艺术理论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基础,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他看来,“现代水墨”的“现代性”实际包含两个层次:内容与形式。用笔墨反映现代生活题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技法的创新,就只能使作品流于简单摹仿而失去艺术价值。

    在技法的创新上,范先生认为,真正束缚中国水墨画发展的是长久以来中国人的绘画意识。中国绘画重主观而轻实体,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也倾向主观,多采用“线条”来勾勒形象。但是,“线条”只是勾勒实体轮廓的一种简单形式,这种水墨语言在形象表现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表现形式甚至阻碍了中国水墨画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出现中国水墨画的“穷途末路”之说。然而,范先生认为,“中国画并非穷途末路,而是大有发展,但发展的前提是摆脱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僵化意识,也就是要‘破术归理’”。他认为:“中国画长久以来一直是在‘意象’的艺术观下绵延发展,产生了不少相应的表现技法。当‘理’保持原状而一味寻求“术”的发展的时候,最终结果只能是山穷水尽,惟有上升到‘理’的层次上去寻求变革,才可能使中国画的技法发生根本的变革,由此使创作者能够突破表现技法的束缚,充分自由地用形象来表达自己眼中的世界。”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范先生提出了中国水墨画“意象”“象意”“悟象”的“三象”艺术理论,并在绘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表现语言。他认为,中国水墨画发展至今一直延续的是以“线”为主导的语言系统,而这一系统是在中国“意象”的艺术观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水墨画而言,这套语言系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尚需结合“象意”“悟象”,综合三种艺术思维,创立一套全新的水墨语言系统,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水墨艺术表现。在具体形式上,范先生放弃了以“线条”为主导的水墨表现形式,代之以“光”、“面”为主导的艺术形式,以“面”代“线”,以“空”代“有”,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完整的水墨艺术语言,同时也拓展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空间。有评论家认为,重新创立一套能够传达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和古代水墨相比肩的语言系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我们从范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套完整而独特的水墨语言系统已经形成,并且正在日臻完善。无论在风景,花鸟,人物及走兽的表现上,范先生均运用以“光”、“面”为主导的表现形式,在技法上突破了以往线条轮廓的限制,更加灵活自由地反映广泛的视觉内容,同时其作品中又不失中国水墨的独有韵味,令人耳目一新。